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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 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認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值年齡是19.5歲。相比之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中值年齡分別為38歲,43歲以及47歲。現有人口結構已經決定了很大一部分人口增長。1960年,全世界大約每10個人中有1個是非洲人。到本世紀末,全世界每3個人中就有逾1人來自非洲。一些人主張,這正是非洲的人口紅利。正如之前的亞洲一樣,非洲將在經濟高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這兩方面得到回報。但這是對人口紅利涵義的誤解。如果僅僅把人數加進去就足夠的話,那非洲早該富起來了。」

 

事實上,如此說法恰恰與人口紅利的偏頗說法, 在經濟學上,人口紅利(英語: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因為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隨的經濟成長效應。它通常發生在人口過渡時期(demographic transition)晚期,此時因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撫養的青幼年人口減少。當人口負擔係數小於或等於50%,此時稱為人口機會窗口期。

 

那麼問題出在哪,恰恰就出現在人口紅利的出現,必須要有伴隨出現的經濟成長效應;而且,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人口流動,當人口流動逐漸膨脹之時,人口過渡期方才發生,亦因為如此的人口流動率上升,伴隨而來的相對生育率就會下降。這裡的意思是說,並非來自於非洲的人不進行生育,而是指不在非洲本地生育。因此這裡要設定三個變項:第一、人口生育率、第二、經濟成長率、第三、人口流動率。

 

當人口流動率固定不動的狀態之下,無論人口生育率與經濟成長率呈現等數值成長或是互成反比的狀態,都不會造成人口紅利的出現,因為人口負擔係數不但不會小於或等於50%,更會形成因為過度膨脹的人口而造成擠壓效應。這類情形在於中國古代經常重複發生。乾隆年間的《吳縣誌》中「地無不耕之土,水無不網之波,山無不採之木石,而終不足以供人用……向無人煙之處,今則宅舍彌望。蓋人滿之患,至斯極矣。」這段記載中就可以明顯看出由於人口過度膨脹所導致的相對擠壓效應。

 

因此,真正的人口紅利必須建立在非洲當地政府、第三方國家投資的狀態之下,使得其農村、城市得以穩定擴張。如同中國持續性的在非洲投資的模式狀態下,藉由中國或其他有意願協助非洲發展的國家在非洲持續性的投放資金、資源及人才,藉以刺激與促進非洲本地人員、勞動力與人才的流動,並與投資國家的相對互動與融合狀態下,人口紅利自然逐漸產生。因為屆時可以出現的就不僅止於非洲當地的土地面積人口平衡與撫養率,而是非洲國家與投資國家的總和,如此人口紅利自然出現。亦如此,人口紅利從來都不會嫌人太多,往往都因人不夠而無法產生。但必須隨之出現的必須要有經濟成長與人口流動。

本文來源:FT中文網,非洲沒有人口紅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292?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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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點下的「一帶一路」與東南亞——教大大中華研究中心研討會側記

趙致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政治碩士

研討會的論文主要是不同國家的個案去分析,但開首第一篇可說是對「一帶一路」一個宏觀的考察。國立中正大學的李佩珊教授用「人口紅利」的角度去分析「一帶一路」的動向,甚為嶄新。她指出中國希望透過中、高端市場經濟,引動國內外的高端技術人口流動和移民,帶來人口紅利。所以,「一帶一路」不只是西方學者所謂的供應鏈建構,而是一個創造內需和市場,並進一步將周邊國家納入中國影響力範圍的戰略。相對於西方所指的「朝貢體系」,李教授認為現時中國更像是建立「大中華制度主義」,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勞動人口轉化為「泛中華民族」,建立人口紅利,是一種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新形態。至於台灣,就應該著眼於如何借助中國龐大的實力下,嘗試獲取相對地更合用於台灣的人口紅利。

 

台灣觀點下的東南亞與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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